贈書活動（二十九） | 《知識盜竊：美國工業強國崛起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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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書推薦是由多倫·S. 本 - 阿塔爾（Doron S.Ben-Atar）著，肖尤丹、孫晉編譯的《知識盜竊：美國工業強國崛起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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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IPRdaily中文網（iprdaily.cn）

引言

還有人沒聽說過伊萊·惠特尼（Eli Whitney）和他發明的軋棉機（cotton gin）嗎？從新英格蘭（New England）到中東，伊萊·惠特尼可謂是家喻戶曉的機械天才。18世紀 90 年代初，伊萊·惠特尼在美國南部改進了一款軋棉機器，這種機器可以用來分離棉籽與周遭纖維；改良后的機器解決了生產棉花時最棘手的問題：手工剝離棉籽需要消耗大量人力。有了它，種植短纖維棉花在經濟上變得有利可圖。這臺機器的應用振興了美國南方的農業經濟，加速了美國向其國土西部開拓、擴張的速度，為美國北方的工業化積累了資本，但也在無形中深化了美國社會對奴隸制的依賴。伊萊·惠特尼因此成為美國歷史中的不朽人物，19世紀的美國隨處都有他的影子，城鎮、社區、街道、博物館和車站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墓碑依照擊敗迦太基（Carthage）的羅馬將軍西皮奧（General Scipio）的墓碑打造，來紐黑文（New Haven）游玩的人都會到格羅夫街公墓（Grove Streetcemetery），在豪華浮夸的惠特尼墓碑前駐足拍照。

改良后的軋棉機奠定了惠特尼在美國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卻也耗盡惠特尼畢生財力。起初，他并不急于為軋棉機申請發明專利，然而，佐治亞州的幾個莊園主聽說了這臺機器的厲害之處，便想盡辦法闖進惠特尼的車間，偷走一臺機器模型。不久后，軋棉機的復制品遍布美國南部?；萏啬峒泵s到康涅狄格州，希望通過完善他的發明以獲得專利，再帶著獨家銷售權回到南方。為此，他與菲尼亞斯·米勒（Phineas Miller）律師合作，以籌集資金。1793年6月20日，惠特尼向美國國務卿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提交了專利申請。同年10月份，惠特尼在紐黑文的公證人面前宣誓，稱自己就是這款軋棉機的原始發明者。

然而，惠特尼和米勒既不能壟斷，也無法控制軋棉機的生產。他們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向州議會尋求法律救濟和經濟補償，但事實證明，訴諸法律、努力游說，都是徒勞?；萏啬嶂鲝堊约旱陌l明具備原創性（originality），但南方工廠主對此提出異議；佐治亞州的立法委員會也駁回了惠特尼要求侵權人支付許可使用費（licensing fee）的主張，他們引用了一名來自哥倫比亞郡（Columbia county）的醫生所提供的證詞：該醫生聲稱40年前就已經在瑞士見過人們使用類似的機器。在數場由惠特尼和米勒提起的訴訟中，被告方提供多名證人，這些證人聲稱幾十年前就在英格蘭和愛爾蘭見過軋棉機。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有力的論點，以至于惠特尼曾打算在1799年前往歐洲，到所有產棉的國家為他的軋棉機申請專利。

最終，惠特尼決定留在美國繼續打官司，希望通過維權為他帶來收益。他在南方的法院打贏了幾場官司，并說服了北卡羅來納州和南卡羅萊納州的立法機關向他支付部分許可使用費。但是惠特尼收取的費用和獲得的損害賠償金，加起來還不夠支付他的訴訟費用——僅在佐治亞州，他就以專利侵權（patent infringements）為由，發起60余場訴訟。甚至直到1807年，在纏訟大約15年后，地方法院才承認了他對這款軋棉機具有排他性權利（exclusive claim）。法律糾紛令惠特尼苦不堪言，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向一位關系親密的朋友坦言，“他因發明軋棉機而獲得的全部收入，遠不足以彌補他為訴訟所支出的高昂費用，也無法換回耗費在無休止訴訟中的一生最美好的歲月年華”。

對惠特尼原創性主張的質疑，源于一個假設，即“在美國境外早已具有使用類似設備的先例”。南方各州議會及陪審團傾向認為軋棉機是從歐洲泊來的，而非惠特尼發明的，原因是當時美國隨處可見進口的技術產品?；萏啬嵛茨軓淖约旱陌l明成果中獲利一事，凸顯出彼時美國人對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產生的新理解中的核心矛盾。美國于1790年頒布專利法，規定專利保護的作用范圍僅限于原始發明者，并規定，無論何地若在專利申請前已使用專利內容，都會使該專利無效?？上?，這種原則性的承諾只在知識產權被視為一種絕對權時才生效，而現實情況是與此脫節的。從歐洲走私技術并宣布發明特權屬于自己，這種做法在美國相當普遍，早期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大多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過技術盜版（technology piracy）活動。實際上，他們是在追隨著祖先盜版的腳步——自歐洲殖民初期以來，美國人就一直歡迎這種做法；對美國人俗稱的“美國佬（Yankee）”，更是源自荷蘭語的“走私者”一詞，這表明從殖民地開拓者定居初期起，違反歐洲經濟限制已然成為他們的第二天性。

如今，法律與實踐之間仍然存在鴻溝。知識產權之爭業已躍上當代國際競爭的風口浪尖，在這場無聲的戰爭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往往站在對立面。20世紀后期，發達國家的發展重點轉向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知識（knowledge）成為經濟結構的核心；制造業則轉移到原材料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而這使得智力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成為發達國家最重要的資產。國際上采用西方國家的知識產權標準設立了一個國際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該組織“致力于讓知識產權創造者（creator）及所有者（owner）的種種權利（right）在全世界范圍內均受保護，并使發明者（inventor）和作者（author）因其智力成果獲得認可與獎勵”。然而，盡管發達國家擁有強大的經濟和外交實力，迄今為止卻仍未能在全球范圍內執行它們的知識產權制度。1999年，歐盟發布了一份報告，內容是關于西方國家因假冒和盜版而蒙受的巨大損失，報告中表明的侵權領域涉及計算機軟件、汽車零部件、唱片以及醫療器械等行業。盜版造成每年高達數千億美元的損失：僅是軟件行業，一年就損失近120億美元，發展中國家使用的軟件有80％來自盜版；藥品貿易和相關收入損失使美國約2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

另外，發展中國家也抵制西方國家的知識產權標準，指責西方國家在經濟上自私自利，并斥責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選擇性適用標準。對致力于使本國人民擺脫赤貧（abject poverty）并提供最低限度醫療保健的國家而言，它們無力負擔保護富人和有權有勢者知識產權所需付出的奢侈代價；在發展中國家，仍有許多人每天的生活費只有1美元，這些人不可能購買哪怕是一張官方認可的流行音樂CD，或是正版的計算機軟件程序。而西方國家企業卻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名，召集國際機構及組織，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嚴厲手段主張它們的權利；其中最甚者為藥品專利（drug patents），它成為亞洲和非洲地區獲取抗艾滋病毒/抗艾滋病藥物的阻礙。20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對創意所有權（ownership of ideas）的狂熱攀上新的高峰——私營企業和學術機構為其所“發現”的人類基因組（human genome）申請專利，主張人類基因構成的所有權。

時至今日，惠特尼時代的悖論依舊存在。美國主張以原創性和創新性作為全世界范圍內知識產權的客觀標準。如今的美國成為了吸引萬千科創人才發揮所長、干實事的向往之地，與兩個世紀前的做法如出一轍，美國積極利用外國人才所帶來的教育和首創精神進行發展。移民構建出美國大學教育中自然科學教學與研究的基礎；來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師聚集在硅谷，使之成為匯聚創新力和創造力、當代領先的科技中心。隨著美國開創出一片繁榮盛景，那些落后于美國的國家也在想辦法阻止本國人才外流，說服本國精英不要選擇到北美從事科研或者貿易工作。困擾惠特尼那代人的問題同樣困擾著現代人。知識產權是否超越了政治邊界？國家（州）能否對公民的發明或創新主張部分所有權（part ownership）？各國是否應以犧牲本國公民福祉為代價，相互尊重彼此的專利和知識產權法？

當個體和國家都在努力界定現代知識產權的界限和屬性時，我們也不應忘記，知識產權是新生且獨特的抽象概念，與實物產權（physical property）不同，它從來不是顯而易見的。一項技術能被定義為知識產權，意味著人們認為該項技術、工藝或機器制造的知識本身具有內在的商業價值，而且這份商業價值是可以與用這種知識生產的商品分離的。與實物產權不一樣的是，知識產權沒有客觀的“自然”的形態，它是一種虛構的概念，完全仰賴國家權威實現其意義。也因此，知識產權使有能力負擔相應代價以訴訟搞垮競爭對手者，得享特權。例如，當代“最強大腦”微軟公司（Microsoft），就和18世紀最成功的專利權持有人（patentee）理查德·阿克賴特（Richard Arkwright）一樣：他所成就的地位不應歸功于公司的創造能力，而應歸功于雄厚財力。龐大的資金支持使微軟能夠在法庭上立于不敗之地，以法律之名制裁、控制競爭對手。最后要強調，如果國際協定沒有擴大法律適用范圍，使境外也適用當地法律，那么知識產權規則就無法在本國強制性管轄范圍之外生效。

我采用多角度的方式研究技術走私問題。在閱讀一本關于杰斐遜式（Jeffersonian）商業政策和外交策略的書時，從中收集到許多證據，證明了技術盜版不僅是在完全知情的狀態下進行的，而且往往是在聯邦和州政府官員的積極鼓勵下進行的。而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并沒有為此感到矛盾或掙扎。我認為，美國早期（約1770—1820年）的政治領導人對技術走私的看法與他們對新興市場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影響的看法一樣復雜。畢竟，他們之所以反抗祖國，是為了在新世界維持一個簡單而有益的社會秩序，擺脫大英帝國體制下的社會分層及工業革命后的經濟分化。然而，他們對技術走私的接受程度卻超越了他們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現出來的態度；來自不同階級也好，政治信仰對立也罷，所有的美國人都在積極接受工業革命新技術，仿佛技術革命與社會經濟分化互不相干。

歐洲和北美的工業化發展得益于技術擴散，工業革命演進史的專家對此現象做了詳盡的論述，而我從中獲得許多啟示。這些專家研究技術傳播歷程，思考特定的文化和社會形態為何對創新更感興趣或不感興趣，以及它們如何接納創新。而專家研究認為，技術很難獨立于人類思想和制度之外自主發展，但也并不會服從于政治的統治之下。我的思考路徑則不同，我從在革命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s）興起的國家意識出現后所誕生的嶄新國際關系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政治實體從一開始就紛紛卷入技術傳播的斗爭中，國家以贊助、批準進口走私技術的方式，獲得其他國家的工業創新成果，同時防范其他國家學習本國的工業秘密，各國也由此定義知識產權和政治的關系。

本書所討論的“盜版”（piracy）屬于一種當代的理解。用此術語解釋18世紀和19世紀初所謂的“非法獲取受保護的技術”是有問題的：彼時該詞意味著某一種具體的犯罪行為。此外，本書所研究的年代還不存在國際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那個年代，非法越境出口技術并沒有違反國際法，因為直到19世紀80年代都沒有任何相關的國際知識產權法誕生。然而盜版活動在國家管轄范圍內卻是非法的，他們的罪行不屬于走私，原因在于他們的行為僅涉及非法輸出知識，而不是逃避關稅或進口違禁品。因此，本書選擇使用“技術盜版”這一術語，原因在于這一術語是當代語境下描述在司法管轄區域內非法盜用受保護技術的最準確的表達。但是，請讀者記住，在本書所研究的時代，從事技術盜版的人均未將他們的行為稱作盜版；而即便這個詞（即“piracy”）讓人聯想到犯罪行為，我也并不打算對當時和現在的盜版行為附加任何規范性的價值判斷。

當代區分文學和機器所體現的知識產權（諸如版權和專利）所使用的方式，并無法有效幫助人們理解知識產權概念發展的來龍去脈。實際上，不論是將思想歸屬為作者還是發明者的財產，兩種分類方式均起源于相同的哲學取向與歷史時代。盡管我所要關注的重點在于知識產權實際的外在形式，但也無法從我討論的內容里將作者身份（authorship）完全抽離。在依據私有財產原則規范社會秩序的17世紀到19世紀，創意所有權的概念出現了。最初，將創意所有權歸屬原始創作人的意識形態僅在新興國家內部受到認同；后來，資產階級認識到思想并不受限于物理空間，如果沒有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各國遵守這些觀念的意愿將各不相同。美國對國際知識產權原則的支持僅停留在口頭上，畢竟，美國的工業強國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歐洲人的智力勞動成果。

在正文中，我將從美國早期外交史的角度，解釋分析美國如何盜用歐洲限制的專有技術（know-how）。美國人獲取技術的方式主要有三種，這些方法時常交織在一起使用。第一種方式是獲取知識本身，主要指獲取實現創新的機械或科學發現。第二種方式是改善現有創新產品的生產工藝，指將改善后的工藝流程走私到大西洋彼岸。第三種方式，也是最重要的：鼓勵歐洲的熟練技工移民北美。從國際關系的角度來看，這三種不同的方式構成了同一個問題：在國際舞臺上，國家之間知識產權的規則和界限。本研究并不討論“全面論述美國成立初期歐美間技術的轉移”這一課題；本書所要關注的，是美國在其國家形成的關鍵時期，對國際知識產權的理解從何而起。

知識產權政策起著重要作用，這些政策促使美國崛起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而這些政策也正是本書的重點探討對象。我研究了從殖民時期到杰克遜（Jackson）時代，著眼于美國在解決國際政治與知識產權沖突時手段演變的關系所衍生的問題，采取的處理方式如何演變。我考察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并研究了矛盾的（有些人甚至會稱之為虛偽的）美國政策。美國官方有這樣一種說法，認為年輕的美國開創了新的知識產權準則，為授予權利設定了盡可能高的標準：以全世界為范圍的原創性和新穎性（novelty）原則。然而，美國政府實施各種措施，對侵犯歐洲國家和個人知識產權的行為予以贊同并支持；此外，更通過非法盜用歐洲的機械和科學創新成果，一躍成為全球工業產業的領頭羊。

《知識盜竊：美國工業強國崛起背后的秘密》

［美］多倫·S. 本 - 阿塔爾（Doron S.Ben-Atar）著
肖尤丹　孫 晉 譯
出版：知識產權出版社“來出書”平臺
ISBN：978-7-5130-9336-1
定價：98.00元

圖書簡介

本書揭示了美國工業崛起背后鮮為人知的歷史。作者多倫·S. 本 - 阿塔爾教授探討了早期美國竊取歐洲機械和科學創新及推動本土工業化的過程，揭示了美國建國初期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矛盾：一方面大肆盜取他國技術，另一方面卻在國內建立了嚴格的專利保護制度。作者通過翔實的歷史敘述，反思了現代知識產權保護與創新激勵的關系。

作者簡介

肖尤丹，法學博士，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科技發展戰略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知識產權學院）教授，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北京市知識產權戰略咨詢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科技立法與知識產權。出版《開放式創新與知識產權制度研究》《歷史視野中的著作權模式確立》等7部專著，《國際知識產權法》等2部譯著，參與《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專利法》《科學技術進步法》《北京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北京市知識產權保護條例》《北京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條例》等立法修法研究支撐工作。

孫晉，法學碩士，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助理，參與出版《國際知識產權法》。

目  錄

引 言

第一章 國際體系中作為財產的知識

第二章 帝國內部的科技競賽
附屬殖民地
帝國內部的競爭
技術之戰與美國革命

第三章 本杰明?富蘭克林與美國的技術缺陷
支持發展的殖民地人士
民族主義的共和黨人
被圍困的外交官

第四章 美國獨立革命后的“機械熱”與“工匠熱”
工業主義者的戰略
自發的協會：以獲取技術為目的

第五章 官方對技術盜版的精心謀劃
英美技術競爭硝煙四起
外交官之于技術傳播
整合政府資源

第六章 構建美國對知識產權的認知
竊取技術的狂潮
與官方贊助的技術盜版行為打交道
雙管齊下的聯邦信息政策

第七章 水晶宮之路
杰斐遜派的技術政策
專利委員會辦公室和法院
解除障礙
走私技術與美國內戰前的工業繁榮
開拓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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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贈書活動（二十九） | 《知識盜竊：美國工業強國崛起背后的秘密》）

來源：IPRdaily中文網（iprdaily.cn）

編輯：IPRdaily趙甄          校對：IPRdaily縱橫君

注：原文鏈接：贈書活動（二十九） | 《知識盜竊：美國工業強國崛起背后的秘密》（點擊標題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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